清代學者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出了一個著名命題：古今成大事業(yè)大學問者必經三種境界。依此引申，作為學問載體的文章(包括部分文學作品)，是否也有境界之別呢?在筆者看來，亦可大致分為五重境界。

        把要說的事、要講的理，說準確、講明白，做到條理清楚，邏輯嚴密，語言通暢，讓讀者一看就懂，盡量避免字詞孤僻而難認、句子太長而難讀、語意雜糅而難懂的現象。準確明白是文章的基本境界，也是起碼要求。就拿人們常見的新聞報道來說，更應如此。如果一則新聞“五個W”(何時、何地、何人、何事、何故)不準確明白，傳達的信息有誤差，社會反響便會大相徑庭?，F在有些論文難讀、難懂，莫非思想太深奧?不一定，往往是表達沒有到位。常言道，真理是樸素的，“是真佛只說家常話”。即使是深奧的思想，也可深入淺出，于淺中見深，平中見奇。據統(tǒng)計，《毛澤東選集》四卷只用近3000個常用漢字，而博大精深的毛澤東思想卻表述得明白易懂。語言的明確源于思想的明確，思想的明確必然要求表達的明確。那種認為文章越難懂，說明越深奧、越有學問的看法是片面的。高爾基說得對：“世界上沒有不能用簡單明了的話語來表達的事物。”(當然，專業(yè)性很強的學術論著除外)問題在于作者是否有這樣的追求，是否肯下工夫。

        行文力避呆板、老套、概念化，要用鮮活動感的語言，不僅把事與理說得準確明白，而且繪聲繪色，讓人讀起來有興致，有美感，如沐春風，如飲甘醇。孔子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生動形象就是要求有文采，講究形象思維，善比喻、會用典，還有點浪漫幽默。如李白寫廬山瀑布，“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寫黃河，“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寫得活靈活現，令人過目不忘?！镀堊?/span>·王制》中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因形象地揭示了君民之間的辯證關系而常被引用，提醒執(zhí)政者居安思危，警鐘長鳴。就拿寫作講，喬夢符提出“鳳頭、豬肚、豹尾”六字，謝榛主張“凡起句當如爆竹，驟響易徹;結句當如撞鐘，清音有余”，因比喻貼切，形象生動，而成為經典之論。民歌、民謠、民諺，之所以家喻戶曉，人們喜聞樂見，關鍵在其生動形象，活潑風趣。如漢樂府民歌《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一連五個比喻，形象地表達了“我”對愛情的忠貞執(zhí)著，海誓山盟，動人心弦。

        用較少的文字說明較多的內容，用較短的篇幅講清較復雜的事理，論題集中，不蔓不枝，篇無閑句，句無閑字，干凈利索，像金剛石，體積小，密度大，硬度高。莎士比亞說：簡潔的語言是智慧的靈魂，冗長的語言則是膚淺的藻飾。恩格斯指出：言簡意賅的句子，一經了解，就能牢牢記住，而這是冗長的論述絕對做不到的。

        中國自古有“惜墨如金”之訓追求簡潔凝練是歷代文章名家的傳統(tǒng)“意則期多，字惟求少”，不煩冗，無疏漏，“文簡而意周”。歐陽修名作《醉翁亭記》，開篇一句“環(huán)滁皆山也”，即是典范。廣為流傳的《古文觀止》，收文222篇，無一不是咫幅容千里、尺水興波瀾的凝練之作。在王充看來，“文貴約而旨通，言尚省而趨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梁啟超認為：“大凡文章以說話少、含意多為最妙”，貴在“簡潔”。魯迅主張文章“寫完后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黃宗象將其書房取名“惜字齋”，追求的就是簡潔凝練。

        有人視簡潔凝練為一種風格其實更是一種功力倘若沒有較高的思想水平和較強的文字能力，就很難做到提綱挈領，高度概括，避免蕪雜，一語破的。魯迅晚年的雜文，大都千字左右一篇，短的僅幾百字，卻內涵豐富，思想深刻，回味無窮，正是源自他文學家兼思想家的底氣。成語、格言、警句是濃縮的精華，是簡潔凝練的極品，若無深刻的識見，非經千淘萬漉，是得不到的。

        文章的價值主要取決于思想，不在于字數巨著并非皆長篇?！墩撜Z》只有12700多字，《孟子》只有35000多字，而《老子》不過5000言。顯然，它們成為傳世經典，是因其思想而非因其篇幅。傳世名文多短篇。既要能做長篇巨匠，更要能做短章圣手。當今信息化時代對短文的期待更迫切，無論是大事情還是大道理，都應寫得短些、實些、精些，用最簡潔的語言表述最精彩的內容。當然，那些題材重大、內容豐富的文章，該長還得長。但是，即使是非長不可的著述也要力避冗章、冗句、冗字。應切記歌德的忠告：“不要把時間、才力和勞動浪費在空洞、多余的語言上。”

        不矯揉造作，不故弄玄虛，不佶屈聱牙，“平字見奇，常字見險，陳字見新，樸字見色”，文從字順，平淡清淳。如“滿招損，謙受益”; “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等等，可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但質樸自然并非拒絕雕飾，而是雕飾之后又不露痕跡，是飽經歷練而臻于爐火純青，是“百煉鋼”化為“繞指柔”。如王安石的“春風又綠江南岸”，自然天成，但一個“綠”字，卻是經過“到”、“滿”、“入”、“過”等數易而后得之，最終達到《莊子》所說“既雕既琢，復歸于樸”的境界。魯迅在《故鄉(xiāng)》結尾寫道：“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毛澤東在與黃炎培的“窯洞對”中說：我們已經找到跳出歷史興亡周期律的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幾句平常話，哲理卻深刻。正是“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

        蘇東坡總結寫作的經驗和規(guī)律，指出：“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色彩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美國詩人惠特曼也以質樸為高境界，他說：“藝術的藝術，表達手法的卓越和文字光彩的煥發(fā)，全在于質樸。沒有什么比質樸更好的了。”王國維斷言：“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驗諸事實，大抵如此。

　　一篇好文章，重要的標準是義理創(chuàng)新，“言前人所未言，發(fā)前人所未發(fā)”。無疑，這種創(chuàng)新出彩，是合乎民眾的期盼與時代的召喚，是對社會事物認識的深化，對客觀規(guī)律的揭示，對歷史與現實問題的破解，是科學新命題的提出，是對真善美的發(fā)現與褒揚，對假惡丑的識別與鞭撻，是針砭時弊，匡謬糾錯，揚棄超越。決不是扭曲事實，妄想臆說，詭辯忽悠。有創(chuàng)見新意之文，為文明長河貢獻了真理的顆粒，被人樂道而傳播。特別優(yōu)秀者則被奉為經典，流芳百世。　

文章自古貴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是高境界，也是必要要求。“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力主文章必須創(chuàng)新，“惟陳言之務去”。祖瑩提出：“文章須自出機抒，成一家風骨”。戴復古主張：“須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隨人腳后行。”鄭板橋尤喜簡潔凝練與創(chuàng)新出彩，由衷地贊美：“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

創(chuàng)新出彩，可表現在各個方面，如詞句、觀點、方法、表述、結構、體裁風格、學派、理論體系，等等。“動人春色不須多”。一篇文章創(chuàng)新出彩、形成亮點之處，可能就一兩個警句，幾十個字;一部著作，做出貢獻、被人稱道引用的，可能就一兩個獨到的觀點。有了它，就能使文章亮起來，讓人開卷獲益，愛不釋手。如《師說》中的“師者，所以傳道授業(yè)解惑也”;《岳陽樓記》中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騰王閣序》中的“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阿房宮賦》中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等等。近年來主流媒體和學者的文論中，也出現一些新亮點，為人們喜聞樂道。如：“空談誤國，實干興邦”;“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fā)展”;“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以人為本，科學發(fā)展”;“金獎銀獎，不如群眾夸獎;金杯銀杯，不如群眾口碑”;等等。創(chuàng)新出彩宛如閃光的“寶塔尖”，而塔尖則需要堅實的塔基、塔身來支撐。正如譚友夏所說：“一篇之樸，以養(yǎng)一句之靈;一句之靈，能回一篇之樸。”

        文以意為主，意為文之魂。杜牧指出：“茍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辭句繞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亂”;“意全勝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李漁認為：“欲望句之驚人，先求理之服眾”;“意新為上，語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意新、語新，而又字句皆新，是謂諸美皆備”，乃為上乘之作。